二战期间，日本是如何维持国内生产以保障战事顺利的？

实际上他们在劳动力方面处处是缺口，甚至强行大量征用了中国和朝鲜的劳力用于矿山开采等重体力行业。

在抗战时期，曾有4万中国军民被“移民”到日本，2年后，近9000人生死不知，其中还有部分劳工经历了惨烈的“花冈事件”，但这一事件展露在大众面前时，却时隔了近50年……

一、哪里都缺劳动力的日本

武汉会战后，日本与中国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快速占领中国”的策略失败，为求突破，继而选择了“北进”和“南进”。

然而，日军两次“北进”苏联的军事行动均未取得有效战果。

日本不得已之下，战略转为“南进”，在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打响。

至此，日本兵力分散于中国境内、太平洋及东南亚。

资源贫乏可以“以战养战”，劳动力的缺口如何填补？日本从国内抽取大量劳动力参军，但是国内供应战争及维持日常生存的劳力缺口却无法填补。

尽管二战期间，日本的军人和劳动力人数一直增加，但是这份居高不下的数据是依靠政府强制动员民众来维持的。

当时在日本，成人年龄是20岁，但是这一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龄形同虚设。

1931年，日本15岁以上人口中，参军和劳动力比例为71%，而到1945年，这一数据攀升至95%，意味着当时日本几乎所有15岁以上的人口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为战争“服务”。

而15岁的劳动力人群中，青壮年男性所占比例较小，大多是妇孺老人群体，这就导致日本国内严重缺乏熟练的工人，劳动力质量和产出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对战争产生显著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不仅强制登记和征用劳动力，还强行增加了劳动时间和强度。

从1941年起，日本劳动工人的工作时长普遍延长到15小时/天，除了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外，青壮年还必须自备路费、食费参加操练。

同年，日本政府实行居民口粮配给制，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每天仅能领到340克大米，重体力劳动者也仅能领取405克，后来大米一减再减，甚至出现了将干菜等作为主食发放给民众的情况。

这种竭泽而渔地压榨本国劳动力的行为，只是拆东墙补西墙。

后来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许多日本妇女被强行征用到矿山、军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战事的需求。

二、肆无忌惮的“招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奉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

同样地，为了供应国内，日本政府盯上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这一人口资源。

1942年11月，日本内阁出台了一个文件——《有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

这个文件中解释了日本强虏华工的起因和目的，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尤其是战事相关行业的供应与发展，日本需要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国内，以便让他们来“协助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之前在东北地区，日本军方已经实施过类似的政策，通过“招、骗、抓、派”的方式，将数百万普通的民众送往“伪满洲国”，进行煤矿、交通修建等方面的劳役工作。

东北地区后来的“万人坑”，就是劳工被奴役致死的证据，这还是在中国国内，而新通过的文件打算将“伪满洲国”这一“招人”经验扩大应用范围。

一开始，日本先尝试移入了华工劳力1420名，次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抢人”计划，预计强掳3万名华人劳工。

在“抢人”计划里，主力和搭把手的分别有大使馆、当地驻军、扶持的傀儡机构以及承包抓人的劳力协会。

具体计划是什么呢？

占领山东省的日军第59师团采用抓兔子的方式来抓华人劳工，通过惊扰、围猎等，将目标村子里适龄的青壮年男性，一律捆绑抓走，从一开始的15岁~40岁左右扩大到了11岁~78岁，期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在1943年“抢人”计划被八路军掌握情报后，日军军队便会在袭击村庄时，“顺手”绑架一些无辜的农民，作为俘虏送回日本，掳掠华人劳工去日本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上级发布的作战任务。

被抢来的华人劳工，大多是农民和被日军俘虏的官兵，为了凑人头，还有“通敌嫌疑”的商人、病人、监狱中的犯人等。

这些人随后都被送到河北、山东等地的收容所，还没有出发去日本，便已经被死亡笼罩了。

在收容所内拥挤的环境条件和敷衍的饮食条件下，不少战战兢兢的民众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

据接运劳工的一个日本平民回忆，在塘沽的一个收容所内，要从遥远的地方运送饮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喝到两碗水，如果出现死亡情况，收容所内看管的人就会用席子把尸体包起来，扔到野外的浅坑里。

而幸存下来的劳工们，则会被日本政府和军方分配到国内缺人的企业里，企业又和劳力协会这个“黑中介”签订“用工合同”，堂而皇之地将华人劳力掳到日本去。

根据日本方面的报告记录，当时被强行押上日本货船的共有38935名，所属来源“明晰”，比如：

华北运输公司1061人，华中劳务协会1455人，华北劳工协会34717人……

而可怜的华工们还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他们好不容易从收容所这个死亡地出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未知的处境中——近乎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

运输货船上，为了防止劳力逃跑，负责押运的人会将船舱封闭，将劳力与货物关在一起。

昏暗沉闷的环境里，人们挤靠在一起，脚下是堆放整齐的煤炭、矿石，吃的东西少，海上又无法补给到新鲜又充足的淡水，船上也没有安排随船医生，这种环境下极不利于劳工们的生存，以至于下船后，人人都面如土色，手脚浮肿，营养不良。

据记录，当时运往日本矿业日立矿山的第3批劳工，登船时劳工是300名，在海上运输过程中死亡28名，货船抵达日本下关后死亡13名，从下关前往企业路上先后死亡7名，一路上劳工死亡率高达16%，而这只是4万人里的一部分。

据现有资料统计，这近4万名劳工中，有564名死于海上押送途中，284名死于日本陆路运送途中。

而再次从死神手里逃脱、拼命想活下去的劳工们却不知道，最后这一关才是最艰难的。

三、强制劳动，直至死亡

日本方面是如何看待“移民”过来的华人劳工呢？我们从地方警署针对劳工设定的管理条款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

比如：在劳工住所周边设置4米高的板墙，并设置350伏的高压电网；为了防止逃跑，“建议”不让劳工们持有金钱，实际上是不得支付工资，等等。

此外，警察还可以逮捕反抗的劳工，对他们进行刑讯，令人疑惑的是，很多被抓捕的劳工后来都去向不明。

这些都是外部环境，劳工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如何呢？

据记载，华人劳工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重体力劳动，如矿山开采、造船、港湾装卸以及军事工程建造等。

“工服”方面，大多数劳工会有一件小褂，或者用大袋子裹住身体，腰间用绳子系牢，像原始人一般的穿着，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只能赤着脚或穿着雨鞋，冒着雨雪，“不知疲倦”地推着装满资源的矿车。

动作稍有不如负责人的意，呵斥和鞭打便会随即而来。

其中，多数从事矿山开采的劳工，一天的劳动时间均超过了9.4个小时，繁重又煎熬的强制工作又和“工作餐”标准直接挂钩。

后来，受害劳工们回忆，每晚收工后，能“犒劳”他们疲倦身体的晚饭，只有一两米的稀饭，填不饱肚子的人们只能赶紧入睡，不敢轻易倒下，因为病号的口粮又会削减1/3，而一些体弱的人，可能只是在上工路上摔了一跤，就不得不走上死亡的路……

（幸存者回忆、讲述）

此外，日常供应里劳工们的口粮主要是糠麸，糠是谷的外壳，麸是麦粒的外皮，就是现在的精饲料，饿极了的劳工们还会去挖树根、野菜吃，拼命生存却依然受着危险的胁迫，1945年很多人因为营养失调死亡。

至于住所，集中安排的简陋房子是劳工们能稍微缓口气的地方，可能是土房子，木房子，也可能是有豁口但没有窗户的房子，铺着草席子的木板床便是他们一天中唯一能放松的地方，夏天的闷热倒还可以忍受，但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便会透过孔洞不断地侵入。

这样的生活和劳作下，劳工们徘徊在生死线上，消亡只是时间上快与慢的区别。

在残酷的奴役下，仅记录在案的华人劳工中，“因病死亡”就有6434名，而这群“因病死亡”的人群中，据后来幸存劳工的证词和遗体发掘，发现有一部分遗体头骨上留有弹孔，有些头骨上有裂痕，有些重病的劳工会直接被送往埋葬地，一切听天由命。

日本政府当时对国人的压榨，还可以理解为资本的野蛮逐利，而它对别国生命的蔑视，却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并无二致，参考到它在东北推行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得不怀疑和推断：二战期间，日本采取了相似的血腥的民族政策。

四、压迫下惨烈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劳工们手无寸铁，在经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后，也会心生反抗。

据后续实地考察，在一些矿井收容所的墙壁上，曾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书写痕迹，百折不挠的劳工们，也曾为生存反抗过。

在众多反抗浪潮中，比较著名的有后来写进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的“花冈事件”。

而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1945年6月，日军发现一位饥饿的劳工躲去后山吃野菜，为了惩罚这名“不老实”的劳工，监工们对他实行了类似中国古代商朝纣王发明的“炮烙”刑罚。

这一情景，激发了在场劳工们内心的愤慨，他们私下里讨论活路的出口。

1945年春天，日本本土开始暴露在战火中，为了守护好最后的屏障，3月份，日本和美国在冲绳岛开展了殊死的岛屿争夺战，3个多月的战役里，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飞机和舰艇，参战兵力达34万，伤亡人数超17万，光岛上的平民死亡便超过了10万人。

在这一大背景下，在1945年5-6月，鹿岛组要求加快工作进度，华人劳工们一天需要干16个小时的体力活，但伙食却越发差劲，同样是死亡，是屈辱地倒下，还是反抗到底？劳工们的目标越来越一致：统一起来反抗或许还有一丝希望，哪怕十个人跑一个也是好的。

于是，在6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劳工们特意避开两位友日本监工的值班时间，合力逃出了收容所，向附近的山林散去。

被这番举动震惊到的日本警方，在次日出动了2万警力对逃亡劳工们进行枪杀。

劳工们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合理的逃命路线，一个照面就会被认出来，于是存活劳工们的反抗惨遭镇压，当场死亡的就有113人。

从前往日本到被镇压，共有418人牺牲在中国大陆之外，占据了花冈华人劳工总人数的42%。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当即解放华人劳工，在8-12月内，仍有905名劳工倒下了。

为了生存，90%的华人开始反抗，哪怕他们内心知晓，必定会面临日本警方等的残酷镇压，后来，甚至惊动了美国，他们还出动了坦克。

这样的反抗让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只有将华人劳工送回中国，反抗方能止息。

于是，在10-12月，日本和美国分批次将包括重病号在内的30737名中国劳工全部送回中国，在2年的时间里，4万劳工中，近9000人留下了。

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将日本政府对华人劳工的相关罪行牢牢地钉在板上，但是劳工们的索赔在将近50年的不断起诉后才获取到一些。

五、不间断的维权和纪念

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劳工幸存者们在回归祖国后沉寂了下去，又与隔海相望的岛屿不通信息，“花冈事件”们和华人劳工们的苦难似乎被搁置、被遗忘。

然而，日本有人没忘记。

一些华侨和爱好和平的人开始自发地哀悼，当地政府也设定纪念日，付出相应的行动，为死难的华人劳工举行纪念仪式。

此外，他们还帮忙搜寻、发掘中国劳工的遗骨，到1964年，共有2300余具华人遗骨被送还中国。

而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态度却迥然相反，先是否认“抢人”历史事实，再是销毁证据资料来回避责任。

在国内，直到80年代后，人们才发现了劳工们的悲惨遭遇，于是，从90年代开始，众多幸存受害者走上了追求索赔的路程，一些日本律师为他们在日本提起诉讼，然而，日本法院多以“中国放弃赔偿”等为由，混淆国家间和民间的赔偿，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直到2000年，“花冈事件”的当事人们达成妥协性和解，2016年日本三菱公司的谢罪，都推动了索赔的进一步前进，而日本政府的态度至今仍拒绝道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心愿从未停止，只有正视惨痛的历史，从血泪教训中醒悟，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